陈洁灵

对未经环境影响评价或达不到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一律停止建设。

万钢指出，CCUS技术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的技术路径之一，其战略意义不仅在于具有实现大规模温室气体减排的潜力，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战略性技术选择前景。四是注重研发经验和技术成果的扩散，促进全球CCUS技术的早日成熟和大范围应用。

一是尊重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示范项目开展要以科学合理、技术经济的可行性为基础，切忌为追求规模或政府补贴，盲目推进不符合技术发展经济运行和工程放大规律的示范项目环保部副部长周健于今天在京召开的第七届环境与发展论坛上说,目前,我国常规环境污染因子恶化势头有所遏制,但重金属、持久性污染物、土壤污染、危险废物污染日益凸显,水、污染物全面改善的难度加大。周健透露,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金属防治规划正在实施当中。将以保障食品安全为出发点,解决工业企业厂地污染问题。据周健介绍,十一五期间,环保部对不符合要求的822个项目环评文件作出了不予受理,不予审批,或者暂缓审批的决定,涉及投资近3.2万亿元。

环保部计划在两年之内解决现有铬渣遗留问题,凡是铬渣转移出现问题的,将对转移地区实行区域限批。他说,到2015年要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重金属污染防控体系和环境与健康的评估体系,使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产业结构已由单一的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到现在的电子电器、新能源、纺织服装、文化旅游等四大低碳产业。

针对低碳化发展要求，近年来，共青城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预计到２０１５年，共青城市还将建成我国第四大手机产业集群基地经过30多年实践形成的中国环保新道路理论可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理论指导。所谓可持续，就是坚持环境保护与长远发展相融合，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虽然已有具体的国家目标，但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如何走，我们的经验还比较少，国际上也没有成熟的模式可资借鉴。所谓代价小，就是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以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支撑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

以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为基础，鼓励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充分发挥行政调控的快速有力与统筹优势，进一步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以环境排污权交易为基础，积极推动国内的碳排放交易，在现行的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贸易等环境经济政策中逐步增加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将保护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放到国家发展的宏观层面统筹规划，科学制定环境保护与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国家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实现节能降耗、污染物减排与二氧化碳强度控制的协同共赢。当前我国环境问题在呈现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征的同时，还伴随着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发展道路仍处于探索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充分认识中国环保新道路探索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既要有攻坚克难的思想准备，又不能不切实际、急于求成。中国环保新道路是在不断深化、不断发展和不断提高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二是规划上要统筹考虑，充分发挥协同控制效果。一是思想上要准备充分，客观面对转型的艰巨性。三是在方法方面，采用综合手段，注重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形成行政、法律和市场机制科学统一的管理格局。三是管理上要多管齐下，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手段。

以污染物减排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环保新道路探索实践，对更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尽管他们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所提出的概念也有所差异，但都是为了表达同样的内涵，体现了共同的理念，即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小代价换取大减排，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争取环境、经济、社会方面的综合大效益，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实践积累随之产生了理论升华，在科学的理论指引下，我们首次完成了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从国际看，发达国家主要依托其先进的可再生能源、能效技术，高举应对气候变化大旗，主推技术输出，甚至意图形成技术垄断，以求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从最开始不认为社会主义存在环境问题，到发现问题后的边污染、边治理，再到现在的由末端治理转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由浓度控制转向总量控制、由两项约束性指标(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转向四项(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和氨氮)、由事后应急转向事前预警的风险管理和全防全控。实践永无止境，要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实践。此外，应对气候变化本身也有助于缓解资源环境瓶颈、改善环境质量，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的环境承载力，是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的重要实践。环保新道路理论为何可以指导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呢？首先，从本质上看，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大气污染问题类似，主要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是发展不足和发展方式不当造成的，也只能通过发展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和采用更加科学的发展方式来解决。二是在目标方面，坚持立足国情、放眼国际，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一是在思路方面，强调勇于实践、不断创新。

要将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要求全面体现到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组织体系的各个方面，抓紧建立与我国基本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全防全控的防治体系、健全的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完善的环境法规政策科技标准体系、完备的环境管理体系、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所谓排放低，就是坚持污染预防与环境治理相结合，用适当的环境治理成本，把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在我国，《京都议定书》规定的6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全氟碳化物、氢氟碳化物、六氟化硫)中除二氧化碳外，其他5种温室气体均属于污染物控制范畴。中国环保新道路理论认为，破解我国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难题，根本要求和主要途径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

总体来看，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核心技术和低碳发展能力将是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其次，从国际实践看，自英国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以来，美国提出要加速研发低碳技术，日本提出建设低碳社会，世界各地争相建设低碳城市。

传统污染物的控制与温室气体减排工作高度相关。这与中国环保新道路致力于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路既一脉相承，又内在统一。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转入量化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阶段后，污染物总量减排过程中积累的相关经验做法，包括指标分解、监测统计、监督考核等行政手段，以及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脱硫电价等经济手段，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了重要现实参考，其中大部分制度方法稍加改造便可以直接应用。同时，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设定应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科学评估低碳发展的成本效益，承担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义务及国内自主减排任务，呵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从国内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等实际做法，是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别于发达国家的特色之处，与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是高度一致的。所谓效益好，就是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建设相统筹，寻求最佳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低碳转型之路同样会面临类似的阵痛，既要关注碳排放强度带来的硬约束，又要看到低碳技术带来的潜在竞争力，主要用行政手段转向更多依赖经济手段实现减排目标，关注6种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而不仅仅是二氧化碳的减排，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减排量。四是行动上要强化抓手，建立完善的监测核算体系。

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1.4％，主要污染物降低8％~10％，提高森林覆盖率、增加森林碳汇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具体约束性指标，将发展绿色经济和促进低碳发展作为重要内容纳入规划，并首次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开设专门章节，进行全面部署。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气候变化问题逐步显现和加剧，已成为当前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环境挑战之一，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

因此，进一步深入推进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保护工作尤为重要，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国内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的概念、实现的可能性、市场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积极利用环保部门在污染物监测、统计、指标分解和考核等方面的监管经验和人员技术优势，加强企业层面自下而上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统计与考核体系建设，强化相应的目标责任和监督管理，在一些重点区域和典型行业开展温室气体监测试点工作其次，从国际实践看，自英国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以来，美国提出要加速研发低碳技术，日本提出建设低碳社会，世界各地争相建设低碳城市。

二是在目标方面，坚持立足国情、放眼国际，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所谓效益好，就是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建设相统筹，寻求最佳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环保新道路是在不断深化、不断发展和不断提高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转入量化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阶段后，污染物总量减排过程中积累的相关经验做法，包括指标分解、监测统计、监督考核等行政手段，以及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脱硫电价等经济手段，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了重要现实参考，其中大部分制度方法稍加改造便可以直接应用。

虽然已有具体的国家目标，但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如何走，我们的经验还比较少，国际上也没有成熟的模式可资借鉴。以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为基础，鼓励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充分发挥行政调控的快速有力与统筹优势，进一步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以环境排污权交易为基础，积极推动国内的碳排放交易，在现行的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贸易等环境经济政策中逐步增加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